50-70年代诗歌发展情况
1955年错误地批判所谓“胡风集团”，1957年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先后使鲁藜、曾卓、绿原、牛汉和艾青、吕剑、公刘、白桦、邵燕祥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受到冲击，中断了歌唱。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民歌创作，最初还有一些反映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英雄主义情绪的作品。
但不久酿成“运动”，出现了廉价的颂辞和浮夸的赞歌，以对民歌的狂热推崇与简单模仿代替了诗的创造，尽管如此，作为以表现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为特徵的新中国社会主义诗歌，在50年代还是获得了较大发展。
除了大批真诚的颂歌和有才华的新人涌现外，尚有少数民族诗歌的兴旺和诗歌广泛的群众性。
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饶阶巴桑、克里木?霍加、铁依甫江?艾里耶夫、韦其麟、包玉堂、晓雪、金哲、汪承栋、康朗甩、康朗英、吴琪拉达等人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多民族的新诗创作。
《阿诗玛》、《格萨尔王传》、《嘎达梅林》、《百鸟衣》等民间叙事史诗，得到了发掘和整理。
新诗通过大量发行和朗诵活动走向基层，走向群众。
一批来自工人农民的业馀诗人如黄声孝、王老九等，他们坚持一边劳动一边歌唱。
50、60年代之交，以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为代表，把诗歌创作推向到一个新的水平。
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以思想敏锐、善於思索、富有号召力与鼓动性著称。
他最初引起犟烈反响的诗集《致青年公民》，充满了政治激情，启示青年对生活和理想进行严肃的思考。
他的诗语言清新、豪放自由，讲究音韵。
他还在艺术形式上不断进行试验并实现新的突破，写过《向困难进军》那种参差排列而气势雄伟的长句，《春暖花开》那样节奏轻松的短句，格律整齐的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兼散曲和民歌之长的抒情诗如《林区三唱》，还有《甘蔗林——青纱帐》那样借鉴赋体而有所创新的新诗体式。
70年代中期於逆境中所作《团泊洼的秋天》，表现了诗人的坚贞。
与郭小川奔放豪迈的风格相近的贺敬之也是擅长於抒发革命激情与理想的诗人，他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
开国后写有《回延安》、《放声歌唱》等诗篇。
60年代初的长诗《雷锋之歌》是他的代表作，洋溢著时代昂扬进取的精神。
贺敬之创作态度严谨持重，关注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新的世界、新的英雄歌唱。
从诗集《放歌集》中，可以看到他在学习民歌、古典诗词方面的创造性努力。
他能把一切有用的营养溶进自己革命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中。
闻捷和李季对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了新的开拓。
他们的诗中留有现实生活演进的具体性和丰富性。
闻捷作为一名优美的抒情歌手，50年代初就以诗集《天山牧歌》中健康活泼、富有情趣的情歌，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新生活的理想与追求。
他对叙事长诗的繁荣发展也做了贡献。
《复仇的火焰》以广阔的历史背景、复杂的现实斗争、富有色彩的风情民俗的描绘，以及浓重的抒情手法，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少有的一个民族翻身觉醒的史诗。
李季是一位热爱群众生活、并善於从民歌中吸取养料的诗人。
他把自己建国以后创作的诗称为“石油诗”，对中国石油工业的成长发展作了写实性的记录。
有《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等多部诗作结集。
集中了他的努力的是叙事长诗《生活之歌》和长篇叙事诗《杨高传》。
他致力於以群众化的语言和新的格局来表现新的生活和人物，诗风明朗而朴实。
上述诗人给予新中国诗坛的贡献在於作为真诚的诗人，首先是以历史的主人公的身份走在生活的前面，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讴歌新的生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他们又常常通过自己的抒情个性达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歌唱的目的。
在郭小川和贺敬之的影响下，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成为风气，但有些作者只学其皮相，热衷於慷慨陈辞，遂使某些诗篇沦为政治概念的图解。
自1966至1976年，十年历史悲剧也造成了诗歌的灾难。
人民对流行的诗歌失去了希望，同时也决心以自己的怒吼来冲破沉寂，作为这一世态民情的集中表现，就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以诗歌为主要武器的革命运动。
这一运动的意义自然远远不只属於诗歌，它是人民奋起反对窃国篡党阴谋和悼念伟大革命家的政治示威。
但人民的诗歌能在一场划时代的斗争中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不仅为中外文学史上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殊荣。
1976年4月人民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创作、朗诵革命诗歌的场面
以天安门诗歌为源头，以1976年10月的胜利为起点，新诗进入了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
诗歌的主流恢复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它最初以悲欢、喜怒交织的旋律与犟烈的真情实感，和人民一同呼号一同前进。
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垅断》、邵燕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著高速公路》等作品，唤起了千百万人的同声歌哭。
当诗歌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泥淖中挣脱出来，又呼应著时代情绪和人民意愿，转到理智的沉思和执著的追求。
不少诗篇，都有对往昔的反思、对现实的凝视和对明天的憧憬。
生活内容的变化与除旧布新的变革给了诗人以新的生命和新的灵感，可以听到诗人比过去更富於个性的声音。
由於切实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诗歌创作出现了新局面，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走向多样化。
既有一泻千里的直抒胸臆，也有奇幻异彩来点染诗的画面；既有豪放与婉约、崇高与优美的并存，也有“芙蓉出水”与“镂金错采”的共荣；既有侧重运用传统的抒情形式而又有所变化，又有较多借鉴外国的表现技法而为我所用；在遵循正确认识现实生活的前提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徵主义及其他创作方法都有人在尝试和探索，使诗歌艺术走上更宽广的道路。
自1979年以来，全国每年平均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诗歌计有5万馀首，几年间共出版800多部诗集，超过了新诗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为了表彰人们的劳绩，中国作家协会於1983年和1986年春天分别进行了两次新诗评奖。
获奖的有艾青的《归来的歌》、牛汉的《温泉》、舒婷的《双桅船》等26部诗集。
这些作品，留下了历史转折期的时代烙印，是和生活变革的呼号相应答的诗篇。
不知道对不对。
我看这个答案更偏重于介绍作品了，对于发展情况概括地太模糊了。
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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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民歌创作，最初还有一些反映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英雄主义情绪的作品。
但不久酿成“运动”，出现了廉价的颂辞和浮夸的赞歌，以对民歌的狂热推崇与简单模仿代替了诗的创造，尽管如此，作为以表现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为特徵的新中国社会主义诗歌，在50年代还是获得了较大发展。
除了大批真诚的颂歌和有才华的新人涌现外，尚有少数民族诗歌的兴旺和诗歌广泛的群众性。
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饶阶巴桑、克里木?霍加、铁依甫江?艾里耶夫、韦其麟、包玉堂、晓雪、金哲、汪承栋、康朗甩、康朗英、吴琪拉达等人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多民族的新诗创作。
《阿诗玛》、《格萨尔王传》、《嘎达梅林》、《百鸟衣》等民间叙事史诗，得到了发掘和整理。
新诗通过大量发行和朗诵活动走向基层，走向群众。
一批来自工人农民的业馀诗人如黄声孝、王老九等，他们坚持一边劳动一边歌唱。
50、60年代之交，以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为代表，把诗歌创作推向到一个新的水平。
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以思想敏锐、善於思索、富有号召力与鼓动性著称。
他最初引起犟烈反响的诗集《致青年公民》，充满了政治激情，启示青年对生活和理想进行严肃的思考。
他的诗语言清新、豪放自由，讲究音韵。
他还在艺术形式上不断进行试验并实现新的突破，写过《向困难进军》那种参差排列而气势雄伟的长句，《春暖花开》那样节奏轻松的短句，格律整齐的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兼散曲和民歌之长的抒情诗如《林区三唱》，还有《甘蔗林——青纱帐》那样借鉴赋体而有所创新的新诗体式。
70年代中期於逆境中所作《团泊洼的秋天》，表现了诗人的坚贞。
与郭小川奔放豪迈的风格相近的贺敬之也是擅长於抒发革命激情与理想的诗人，他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
开国后写有《回延安》、《放声歌唱》等诗篇。
60年代初的长诗《雷锋之歌》是他的代表作，洋溢著时代昂扬进取的精神。
贺敬之创作态度严谨持重，关注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新的世界、新的英雄歌唱。
从诗集《放歌集》中，可以看到他在学习民歌、古典诗词方面的创造性努力。
他能把一切有用的营养溶进自己革命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中。
闻捷和李季对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了新的开拓。
他们的诗中留有现实生活演进的具体性和丰富性。
闻捷作为一名优美的抒情歌手，50年代初就以诗集《天山牧歌》中健康活泼、富有情趣的情歌，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新生活的理想与追求。
他对叙事长诗的繁荣发展也做了贡献。
《复仇的火焰》以广阔的历史背景、复杂的现实斗争、富有色彩的风情民俗的描绘，以及浓重的抒情手法，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少有的一个民族翻身觉醒的史诗。
李季是一位热爱群众生活、并善於从民歌中吸取养料的诗人。
他把自己建国以后创作的诗称为“石油诗”，对中国石油工业的成长发展作了写实性的记录。
有《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等多部诗作结集。
集中了他的努力的是叙事长诗《生活之歌》和长篇叙事诗《杨高传》。
他致力於以群众化的语言和新的格局来表现新的生活和人物，诗风明朗而朴实。
上述诗人给予新中国诗坛的贡献在於作为真诚的诗人，首先是以历史的主人公的身份走在生活的前面，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讴歌新的生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他们又常常通过自己的抒情个性达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歌唱的目的。
在郭小川和贺敬之的影响下，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成为风气，但有些作者只学其皮相，热衷於慷慨陈辞，遂使某些诗篇沦为政治概念的图解。
自1966至1976年，十年历史悲剧也造成了诗歌的灾难。
人民对流行的诗歌失去了希望，同时也决心以自己的怒吼来冲破沉寂，作为这一世态民情的集中表现，就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以诗歌为主要武器的革命运动。
这一运动的意义自然远远不只属於诗歌，它是人民奋起反对窃国篡党阴谋和悼念伟大革命家的政治示威。
但人民的诗歌能在一场划时代的斗争中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不仅为中外文学史上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殊荣。
1976年4月人民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创作、朗诵革命诗歌的场面
以天安门诗歌为源头，以1976年10月的胜利为起点，新诗进入了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
诗歌的主流恢复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它最初以悲欢、喜怒交织的旋律与犟烈的真情实感，和人民一同呼号一同前进。
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垅断》、邵燕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著高速公路》等作品，唤起了千百万人的同声歌哭。
当诗歌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泥淖中挣脱出来，又呼应著时代情绪和人民意愿，转到理智的沉思和执著的追求。
不少诗篇，都有对往昔的反思、对现实的凝视和对明天的憧憬。
生活内容的变化与除旧布新的变革给了诗人以新的生命和新的灵感，可以听到诗人比过去更富於个性的声音。
由於切实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诗歌创作出现了新局面，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走向多样化。
既有一泻千里的直抒胸臆，也有奇幻异彩来点染诗的画面；既有豪放与婉约、崇高与优美的并存，也有“芙蓉出水”与“镂金错采”的共荣；既有侧重运用传统的抒情形式而又有所变化，又有较多借鉴外国的表现技法而为我所用；在遵循正确认识现实生活的前提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徵主义及其他创作方法都有人在尝试和探索，使诗歌艺术走上更宽广的道路。
自1979年以来，全国每年平均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诗歌计有5万馀首，几年间共出版800多部诗集，超过了新诗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为了表彰人们的劳绩，中国作家协会於1983年和1986年春天分别进行了两次新诗评奖。
获奖的有艾青的《归来的歌》、牛汉的《温泉》、舒婷的《双桅船》等26部诗集。
这些作品，留下了历史转折期的时代烙印，是和生活变革的呼号相应答的诗篇。
不知道对不对。
我看这个答案更偏重于介绍作品了，对于发展情况概括地太模糊了。
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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