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孟的诗歌主张
论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
吴河清曾广开
关键词古代文学；韩孟诗派；诗歌思想；功利主义
唐贞元中至元和末年，是功利主义诗歌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元白诗派被视为这一思想的主要推动者。
而与之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中的韩孟诗派，特别是韩愈本人，有的学者却认为其“在诗歌思想上，却丝毫也找不到儒家诗教的影响”，“甚至未尝提出言志说”〔（1）〕。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元和时期功利主义的诗歌主张，并不仅仅为元白诗派所提倡，而是当时整个诗坛的普遍要求。
尽管韩孟等人关于功利主义诗歌主张的论述极少，只要我们能够深入研究这些理论论述，并注意“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2）〕，我们就可以发现韩孟诗派也曾倡导儒家功利主义的诗教传统。
毫无疑问，我们赞同韩孟诗派的诗歌思想是重主观尚怪奇的看法，但我们认为韩孟诗派是在元和初年以后才逐渐确立这种主要创作倾向的。
认真研究一下元和时期功利主义诗歌思潮发生、发展的实际，很容易看到韩孟诗派在元和初年以前，确实是表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是当时功利主义诗歌思潮的主要推动者。
安史之乱的爆发，结束了盛唐的历史。
经过肃、代两朝的努力，唐王室才挣脱了覆亡的威胁。
德宗即位后，也曾考虑励精图治，开始也有一些善政。
但由于这位皇帝为人忌刻，任用宦官奸邪，不能稳定政局，致使兵祸连年不息，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朱泚、李怀光等的叛乱，几乎危及了唐室的生存。
直至贞元初年，整个社会才渐趋安定。
但这暂时安定的代价是巨大的，河北、淮西不遵王命，犹如列国，方镇节度骄横跋扈，宦官擅权作威作福，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沉重的危机感。
贞元以后，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渐次登上仕途，这是一批与前代迥然不同的诗人。
他们既没有盛唐诗人那种不通实务却自视甚高、认为可以坐取卿相的浪漫气息，也没有大历诗人那种感伤时世、希望逃离现实苦难而避时避世的消沉。
诗人的敏感使他们较早地感受到历史潮流的气息，他们立即清醒地意识到盛唐的繁华如梦一样逝去，再也难以寻觅。
他们几乎是本能地觉察到新兴文人集团在认真寻找消除社会危机的道路和方法，社会改革的大潮正在形成。
所以，当韩愈等人一旦进入仕途，便不遗余力投身于新兴文人集团所从事的政治改革斗争。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自然而然地要把文学作为政治改革和政治斗争的手段，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学思想，要求诗歌创作和其他文学创作有助于政治教化，特别是有助于他们所从事的政治改革，从而在整个文学领域内掀起功利主义的文学改革运动。
早在贞元初年，孟郊献诗于国子祭酒包佶，称赞包佶的诗为“时吟五君咏，再举七子风”〔（3）〕，推重颜延之和建安七子，流露出对建安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向往。
贞元六年（790），孟郊寓居苏州，与著名诗人韦应物唱和。
在《赠苏州韦郎中使君》诗中，孟郊把韦应物比作建安诸子和谢灵运，明确提出以“雅正”为诗歌创作的准绳。
其诗云：“谢客吟一声，霜落群听清。
文含元气柔，鼓动万物轻。
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
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
章句做雅正，江山益鲜明。
苹萍一浪草，菰蒲片池荣。
曾是康乐咏，如今搴其英。
顾惟菲薄质，亦愿将此并。
”〔（4）〕孟郊倡言“雅正”，实际上与韩愈在散文方面倡导征圣宗教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在宣扬儒家从《诗经》等经典中演绎出来的政治教化论。
孟郊推重建安七子和谢灵运，主要也是对六朝的淫靡诗风不满，从中也可看出孟郊在诗歌创作上的基本观点。
贞元十年（794）以后，孟郊继续强调“大雅”的诗教传统应该是诗歌创作的圭臬，要求诗人把讽谕时政得失作为诗歌创作的主要任务。
其《出东门》云：“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
”〔（5）〕《答友人》云：“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
”〔（6）〕《答姚怤见寄》亦云：“大雅难具陈，正声易漂沦。
”〔（7）〕在《读张碧集》一诗中，孟郊标举“六义”、“国风”，明确地称赞张碧的诗歌是“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期待着统治者能够恢复儒家采诗观风的传统，有“采诗官”来收集张碧这些讽谕时政得失的作品〔（8）〕。
孟郊的主张，直接启发了白居易，其元和初年所作《采诗以补察时政》一文和《采诗官》一诗完善了孟郊的观点。
从孟郊现存的全部作品来看，虽然大多数篇章是他自己贫困生活的记录和失意的哀叹，但他同时却一再告诫世人，他的诗歌并不是仅仅为了反映自己的窘迫和辛酸，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教化目的。
其《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云：“昔咏多写讽，今词讵无因。
”〔（9）〕《送淡公十二首》亦云：“兹焉激切句，非是等闲歌。
”〔（10）〕孟郊也知道时人视其诗为“矫激”之作，他申辩说自己的诗乃有为而作，因意在讽谕才会形成“激切”的特点。
如其《杀人不在边》、《感怀》、《伤春》等诗反映建中以来的战乱现实，痛伤百姓的流离失所，并讽刺“操弧者”的养寇自重；《审交》、《伤时》等感叹贫士孤立无援，谴责世态炎凉的小人；《连州吟》、《乱离》、《汴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等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对执政者进行讽谏。
孟郊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永贞以前创作的〔（11）〕，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2）〕的精神，对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的发展和创作的丰富，有着重大的影响。
贞元七年（791），孟郊入京结识韩愈，韩愈等立即为孟郊所倾倒。
在推重孟郊的诗歌的同时，韩愈等诗人对儒家诗教传统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和向往。
韩愈《孟生诗》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
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
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
”〔（13）〕张籍《赠别孟郊》云：“君生浮俗间，立身如礼经。
纯诚发新文，独有金石声。
”〔（14）〕刘言史《初下东周赠孟郊》诗亦云：“修文返正风，刊字齐古经。
”〔（15）〕韩愈文人集团在散文领域以复古宗经相号召，孟郊在诗歌领域尊崇《诗经》、倡言“雅正”的功利主义观点很快就得到韩愈的认同。
元和元年（806），韩愈在《荐士》诗中，高度评价了孟郊的为人和诗歌成就，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
其诗云：“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
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
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
迤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
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
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16）〕韩愈不满六朝以来的淫靡诗风，他追溯前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使他自然而然地提出以《诗经》来作为诗歌创作的范本。
他推重汉魏古诗，视建安七子、鲍照、谢灵运、陈子昂、李白、杜甫为《诗经》以来的诗歌优良传统的继承者，批评六朝诗歌缺少汉魏古诗那种“气象”，缺少那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7）〕的建安风骨。
韩愈在这里指责“等蝉噪”的齐梁诗歌，并不是韩愈诗歌主张的实质“不是言志而是抒情”，从而指责齐梁诗歌忽视了“情”的抒写〔（18）〕。
韩愈认为齐梁诗歌“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主要是批评齐梁诗人只知道嘲风雪，弄花草，视野限于眼前狭小的生活圈子，以致于与社会政治现实完全脱节。
所以，尽管韩孟诗派的“不平则鸣”的诗歌主张在实践中不尽同于儒家诗教传统，但在元和初年以前，特别是在主观意愿上，韩愈的诗歌思想中有着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他并不认为诗人只能用诗来“自鸣其不幸”；如果孟郊不是因“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用诗“鸣国家之盛”〔（19）〕，与社会密切相关，从而起到有助于教化的作用。
贞元年间，尽管韩愈诗中已开始流露出重主观尚怪奇的倾向，但他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还是抒写自己的抱负，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讽谕时政得失。
他相继写出《古风》、《马厌谷》、《苦寒歌》、《汴州乱》、《赠张徐州莫辞酒》、《归彭城》等讽谕诗，对“马厌谷兮，士不厌糠兮；土被文绣兮，士无短褐”〔（20）〕的现实极为不满，指斥藩镇割据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请看工女机上帛，半作军人旗上红。
”〔（21）〕面对危机四伏的现实，韩愈在创作中积极地显示了当时人同此心的改革愿望。
就个性而言，韩愈是一个鲠直而有些迂阔的书生，他不像元稹、白居易那样较多地接受了明哲保身的思想，懂得如何收敛锋芒等待时机。
像大多数文人那样，韩愈的讽喻诗多作于政治上失意之时，因无力直接进谏执政者来参与政治，只好借助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进行讽谏。
这种创作实践，丰富了韩愈的诗歌理论，其贞元十六年（800）所作《归彭城》一诗，准确地表达了韩愈对讽谕诗的看法。
其诗云：“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
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
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
言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
”〔（22）〕诗中“刳肝”“沥血”之语，既表达了韩愈以诗为谏章、为民请命的决心和热诚，也说明韩愈要求讽谏诗必须情真意切，用鲜血和生命来创作。
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韩愈认为讽谕诗应该是质朴无华的，以免削弱其批判力量。
如果拿韩愈所说的“言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和白居易《新乐府序》中所说的“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23）〕相对照，其观点是完全相同的。
这说明韩愈、孟郊与元稹、白居易等人在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上并无两致，所以自然而然地对稗补时阙的讽谕诗也有相同的要求。
到了元和年间，随着元稹、白居易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诗名的提高，元白诗派逐渐形成并以其功利主义文学思想指导其诗歌创作，使元和时期功利主义的诗歌思潮得到迅猛发展。
然而，在贞元年间大声疾呼倡言“雅正”的韩愈、孟郊，却因仕途一再受挫而越来越感受到社会的重压和人生的失意。
他们想到自己的苦苦追求毫无结果，依旧是名位未达，功业未就，愈增加了生命的短促、虚幻和无聊的痛苦。
元和初年，韩愈孟郊各写了一组《秋怀》诗，抒写了诗人对人生对过去历史的苦闷而惶惑的反思。
尽管韩孟对仕途尚有幻想：“尚须勉其顽，人事有朝请”〔（24）〕，但他们已从自己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人心不及水，一直去不回”；“詈言不见血，杀人何纷纷”〔（25）〕；“古声久埋没，无由见真滥”〔（26）〕。
由于所处的是这样的环境，他们已经看到迎面而来的只能是凄风冷雨，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和痛苦，他们不禁这样哀叹：“将死始前悔，前悔不可追”〔（27）〕；“胡为浪自苦，得酒且欢喜”；“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28）〕。
韩孟对现实政治愈来愈难忍受，他们在这种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中徘徊游移，不断地承受着社会给予他们的一次次打击。
随着岁月的流失，韩孟不再祈求用诗歌来“鸣国家之盛”，而是要用诗歌表现诗人在外部世界压迫下的痛苦和呻吟，韩孟开始渐渐脱离了当时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潮，距离儒家诗教传统越来越远，最终走向了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因而使韩孟诗派完成了向儒家诗教传统复归到对这一传统背离的转变。
尽管韩孟诗派在宪宗元和年间逐渐在创作中显示出背离当时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潮的倾向，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韩孟等人在此时期仍然无法彻底摆脱时代风气的影响，也无法完全割断与自己过去历史的联系，一旦现实政治生活触动他们的心弦，他们仍会依照儒家诗教传统的要求创作讽谕诗来裨补时阙。
如元和八年（813）孟郊写了《赠韩郎中愈二首》，对当时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骄奢淫逸无比愤怒，并告诫韩愈不要为追求官位而失掉节操。
这本身就是一首意激言切的讽谕之作。
再如元和九年（814），朝廷正在筹划收复淮西，韩愈历来主张巩固中央集权，削除藩镇割据，与李逢吉等纵容宦官和藩镇势力的作法针锋相对，李逢吉便借故将韩愈由中书舍人贬为右庶子，以打击力主收复淮西的裴度集团。
韩愈降为闲官以后，对李逢吉集团的结党营私败坏朝政极为不满，接连写下《和侯协律咏笋》、《病鸱》、《嘲鲁子》等讽谕诗，揭露小人的忘恩负义，痛斥李逢吉集团的猖獗和对自己的诽谤陷害。
韩愈孟郊的政治讽谕诗，在元和时期的诗坛上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孟郊的五言古体讽谕诗，受到时人的推崇。
李观云：“孟之诗五言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两谢。
”〔（29）〕李翱亦云：“郊之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
”〔（30）〕韩愈的诗歌，虽说是规模宏大远远超过孟郊，但就政治讽刺诗而论，“元和己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31）〕，韩愈诗应该说与孟郊之“矫激”并无二致，与元稹白居易等人讽谕诗的意激言质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元和时期功利主义诗歌思潮的发展，韩孟诗派有着重要作用。
所以，研究元和时期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发展，既要注重元白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也要注重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结论。
（1）（18）罗宗强：《论唐贞元至元和年间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九辑。
（2）程千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见《程千帆诗论选集》。
（3）孟郊：《上包祭酒》，见《孟东野诗集》卷六。
（4）《孟东野诗集》卷六。
（5）《孟东野诗集》卷三。
（6）（7）（9）《孟东野诗集》卷七。
（8）《孟东野诗集》卷九《读张碧集》。
（10）《孟东野诗集》卷八。
（11）参阅华忱之：《孟郊年谱》，见《孟东野诗集》附录。
（12）班固：《汉书·艺文志》。
（13）（22）《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14）《全唐诗》卷三八三。
（15）《全唐诗》卷四六八。
（16）《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
（17）钟嵘：《诗品》。
（19）《昌黎先生集》卷一九，《送孟东野序》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
……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
（20）韩愈：《马厌谷》，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21）韩愈：《赠张徐州莫辞酒》，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23）《白居易集》卷三。
（24）（26）（28）韩愈：《秋怀诗十一首》，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
（25）（27）孟郊：《秋怀十五首》，见《孟东野诗集》卷四。
（29）李观：《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见《全唐文》卷五三四。
（30）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见《李文公集》卷八。
（31）李肇：《国史补》卷下。
追问
韩孟的诗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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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河清曾广开
关键词古代文学；韩孟诗派；诗歌思想；功利主义
唐贞元中至元和末年，是功利主义诗歌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元白诗派被视为这一思想的主要推动者。
而与之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中的韩孟诗派，特别是韩愈本人，有的学者却认为其“在诗歌思想上，却丝毫也找不到儒家诗教的影响”，“甚至未尝提出言志说”〔（1）〕。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元和时期功利主义的诗歌主张，并不仅仅为元白诗派所提倡，而是当时整个诗坛的普遍要求。
尽管韩孟等人关于功利主义诗歌主张的论述极少，只要我们能够深入研究这些理论论述，并注意“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2）〕，我们就可以发现韩孟诗派也曾倡导儒家功利主义的诗教传统。
毫无疑问，我们赞同韩孟诗派的诗歌思想是重主观尚怪奇的看法，但我们认为韩孟诗派是在元和初年以后才逐渐确立这种主要创作倾向的。
认真研究一下元和时期功利主义诗歌思潮发生、发展的实际，很容易看到韩孟诗派在元和初年以前，确实是表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是当时功利主义诗歌思潮的主要推动者。
安史之乱的爆发，结束了盛唐的历史。
经过肃、代两朝的努力，唐王室才挣脱了覆亡的威胁。
德宗即位后，也曾考虑励精图治，开始也有一些善政。
但由于这位皇帝为人忌刻，任用宦官奸邪，不能稳定政局，致使兵祸连年不息，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朱泚、李怀光等的叛乱，几乎危及了唐室的生存。
直至贞元初年，整个社会才渐趋安定。
但这暂时安定的代价是巨大的，河北、淮西不遵王命，犹如列国，方镇节度骄横跋扈，宦官擅权作威作福，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沉重的危机感。
贞元以后，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渐次登上仕途，这是一批与前代迥然不同的诗人。
他们既没有盛唐诗人那种不通实务却自视甚高、认为可以坐取卿相的浪漫气息，也没有大历诗人那种感伤时世、希望逃离现实苦难而避时避世的消沉。
诗人的敏感使他们较早地感受到历史潮流的气息，他们立即清醒地意识到盛唐的繁华如梦一样逝去，再也难以寻觅。
他们几乎是本能地觉察到新兴文人集团在认真寻找消除社会危机的道路和方法，社会改革的大潮正在形成。
所以，当韩愈等人一旦进入仕途，便不遗余力投身于新兴文人集团所从事的政治改革斗争。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自然而然地要把文学作为政治改革和政治斗争的手段，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学思想，要求诗歌创作和其他文学创作有助于政治教化，特别是有助于他们所从事的政治改革，从而在整个文学领域内掀起功利主义的文学改革运动。
早在贞元初年，孟郊献诗于国子祭酒包佶，称赞包佶的诗为“时吟五君咏，再举七子风”〔（3）〕，推重颜延之和建安七子，流露出对建安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向往。
贞元六年（790），孟郊寓居苏州，与著名诗人韦应物唱和。
在《赠苏州韦郎中使君》诗中，孟郊把韦应物比作建安诸子和谢灵运，明确提出以“雅正”为诗歌创作的准绳。
其诗云：“谢客吟一声，霜落群听清。
文含元气柔，鼓动万物轻。
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
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
章句做雅正，江山益鲜明。
苹萍一浪草，菰蒲片池荣。
曾是康乐咏，如今搴其英。
顾惟菲薄质，亦愿将此并。
”〔（4）〕孟郊倡言“雅正”，实际上与韩愈在散文方面倡导征圣宗教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在宣扬儒家从《诗经》等经典中演绎出来的政治教化论。
孟郊推重建安七子和谢灵运，主要也是对六朝的淫靡诗风不满，从中也可看出孟郊在诗歌创作上的基本观点。
贞元十年（794）以后，孟郊继续强调“大雅”的诗教传统应该是诗歌创作的圭臬，要求诗人把讽谕时政得失作为诗歌创作的主要任务。
其《出东门》云：“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
”〔（5）〕《答友人》云：“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
”〔（6）〕《答姚怤见寄》亦云：“大雅难具陈，正声易漂沦。
”〔（7）〕在《读张碧集》一诗中，孟郊标举“六义”、“国风”，明确地称赞张碧的诗歌是“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期待着统治者能够恢复儒家采诗观风的传统，有“采诗官”来收集张碧这些讽谕时政得失的作品〔（8）〕。
孟郊的主张，直接启发了白居易，其元和初年所作《采诗以补察时政》一文和《采诗官》一诗完善了孟郊的观点。
从孟郊现存的全部作品来看，虽然大多数篇章是他自己贫困生活的记录和失意的哀叹，但他同时却一再告诫世人，他的诗歌并不是仅仅为了反映自己的窘迫和辛酸，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教化目的。
其《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云：“昔咏多写讽，今词讵无因。
”〔（9）〕《送淡公十二首》亦云：“兹焉激切句，非是等闲歌。
”〔（10）〕孟郊也知道时人视其诗为“矫激”之作，他申辩说自己的诗乃有为而作，因意在讽谕才会形成“激切”的特点。
如其《杀人不在边》、《感怀》、《伤春》等诗反映建中以来的战乱现实，痛伤百姓的流离失所，并讽刺“操弧者”的养寇自重；《审交》、《伤时》等感叹贫士孤立无援，谴责世态炎凉的小人；《连州吟》、《乱离》、《汴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等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对执政者进行讽谏。
孟郊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永贞以前创作的〔（11）〕，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2）〕的精神，对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的发展和创作的丰富，有着重大的影响。
贞元七年（791），孟郊入京结识韩愈，韩愈等立即为孟郊所倾倒。
在推重孟郊的诗歌的同时，韩愈等诗人对儒家诗教传统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和向往。
韩愈《孟生诗》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
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
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
”〔（13）〕张籍《赠别孟郊》云：“君生浮俗间，立身如礼经。
纯诚发新文，独有金石声。
”〔（14）〕刘言史《初下东周赠孟郊》诗亦云：“修文返正风，刊字齐古经。
”〔（15）〕韩愈文人集团在散文领域以复古宗经相号召，孟郊在诗歌领域尊崇《诗经》、倡言“雅正”的功利主义观点很快就得到韩愈的认同。
元和元年（806），韩愈在《荐士》诗中，高度评价了孟郊的为人和诗歌成就，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
其诗云：“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
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
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
迤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
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
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16）〕韩愈不满六朝以来的淫靡诗风，他追溯前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使他自然而然地提出以《诗经》来作为诗歌创作的范本。
他推重汉魏古诗，视建安七子、鲍照、谢灵运、陈子昂、李白、杜甫为《诗经》以来的诗歌优良传统的继承者，批评六朝诗歌缺少汉魏古诗那种“气象”，缺少那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7）〕的建安风骨。
韩愈在这里指责“等蝉噪”的齐梁诗歌，并不是韩愈诗歌主张的实质“不是言志而是抒情”，从而指责齐梁诗歌忽视了“情”的抒写〔（18）〕。
韩愈认为齐梁诗歌“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主要是批评齐梁诗人只知道嘲风雪，弄花草，视野限于眼前狭小的生活圈子，以致于与社会政治现实完全脱节。
所以，尽管韩孟诗派的“不平则鸣”的诗歌主张在实践中不尽同于儒家诗教传统，但在元和初年以前，特别是在主观意愿上，韩愈的诗歌思想中有着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他并不认为诗人只能用诗来“自鸣其不幸”；如果孟郊不是因“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用诗“鸣国家之盛”〔（19）〕，与社会密切相关，从而起到有助于教化的作用。
贞元年间，尽管韩愈诗中已开始流露出重主观尚怪奇的倾向，但他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还是抒写自己的抱负，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讽谕时政得失。
他相继写出《古风》、《马厌谷》、《苦寒歌》、《汴州乱》、《赠张徐州莫辞酒》、《归彭城》等讽谕诗，对“马厌谷兮，士不厌糠兮；土被文绣兮，士无短褐”〔（20）〕的现实极为不满，指斥藩镇割据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请看工女机上帛，半作军人旗上红。
”〔（21）〕面对危机四伏的现实，韩愈在创作中积极地显示了当时人同此心的改革愿望。
就个性而言，韩愈是一个鲠直而有些迂阔的书生，他不像元稹、白居易那样较多地接受了明哲保身的思想，懂得如何收敛锋芒等待时机。
像大多数文人那样，韩愈的讽喻诗多作于政治上失意之时，因无力直接进谏执政者来参与政治，只好借助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进行讽谏。
这种创作实践，丰富了韩愈的诗歌理论，其贞元十六年（800）所作《归彭城》一诗，准确地表达了韩愈对讽谕诗的看法。
其诗云：“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
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
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
言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
”〔（22）〕诗中“刳肝”“沥血”之语，既表达了韩愈以诗为谏章、为民请命的决心和热诚，也说明韩愈要求讽谏诗必须情真意切，用鲜血和生命来创作。
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韩愈认为讽谕诗应该是质朴无华的，以免削弱其批判力量。
如果拿韩愈所说的“言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和白居易《新乐府序》中所说的“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23）〕相对照，其观点是完全相同的。
这说明韩愈、孟郊与元稹、白居易等人在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上并无两致，所以自然而然地对稗补时阙的讽谕诗也有相同的要求。
到了元和年间，随着元稹、白居易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诗名的提高，元白诗派逐渐形成并以其功利主义文学思想指导其诗歌创作，使元和时期功利主义的诗歌思潮得到迅猛发展。
然而，在贞元年间大声疾呼倡言“雅正”的韩愈、孟郊，却因仕途一再受挫而越来越感受到社会的重压和人生的失意。
他们想到自己的苦苦追求毫无结果，依旧是名位未达，功业未就，愈增加了生命的短促、虚幻和无聊的痛苦。
元和初年，韩愈孟郊各写了一组《秋怀》诗，抒写了诗人对人生对过去历史的苦闷而惶惑的反思。
尽管韩孟对仕途尚有幻想：“尚须勉其顽，人事有朝请”〔（24）〕，但他们已从自己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人心不及水，一直去不回”；“詈言不见血，杀人何纷纷”〔（25）〕；“古声久埋没，无由见真滥”〔（26）〕。
由于所处的是这样的环境，他们已经看到迎面而来的只能是凄风冷雨，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和痛苦，他们不禁这样哀叹：“将死始前悔，前悔不可追”〔（27）〕；“胡为浪自苦，得酒且欢喜”；“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28）〕。
韩孟对现实政治愈来愈难忍受，他们在这种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中徘徊游移，不断地承受着社会给予他们的一次次打击。
随着岁月的流失，韩孟不再祈求用诗歌来“鸣国家之盛”，而是要用诗歌表现诗人在外部世界压迫下的痛苦和呻吟，韩孟开始渐渐脱离了当时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潮，距离儒家诗教传统越来越远，最终走向了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因而使韩孟诗派完成了向儒家诗教传统复归到对这一传统背离的转变。
尽管韩孟诗派在宪宗元和年间逐渐在创作中显示出背离当时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潮的倾向，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韩孟等人在此时期仍然无法彻底摆脱时代风气的影响，也无法完全割断与自己过去历史的联系，一旦现实政治生活触动他们的心弦，他们仍会依照儒家诗教传统的要求创作讽谕诗来裨补时阙。
如元和八年（813）孟郊写了《赠韩郎中愈二首》，对当时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骄奢淫逸无比愤怒，并告诫韩愈不要为追求官位而失掉节操。
这本身就是一首意激言切的讽谕之作。
再如元和九年（814），朝廷正在筹划收复淮西，韩愈历来主张巩固中央集权，削除藩镇割据，与李逢吉等纵容宦官和藩镇势力的作法针锋相对，李逢吉便借故将韩愈由中书舍人贬为右庶子，以打击力主收复淮西的裴度集团。
韩愈降为闲官以后，对李逢吉集团的结党营私败坏朝政极为不满，接连写下《和侯协律咏笋》、《病鸱》、《嘲鲁子》等讽谕诗，揭露小人的忘恩负义，痛斥李逢吉集团的猖獗和对自己的诽谤陷害。
韩愈孟郊的政治讽谕诗，在元和时期的诗坛上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孟郊的五言古体讽谕诗，受到时人的推崇。
李观云：“孟之诗五言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两谢。
”〔（29）〕李翱亦云：“郊之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
”〔（30）〕韩愈的诗歌，虽说是规模宏大远远超过孟郊，但就政治讽刺诗而论，“元和己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31）〕，韩愈诗应该说与孟郊之“矫激”并无二致，与元稹白居易等人讽谕诗的意激言质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元和时期功利主义诗歌思潮的发展，韩孟诗派有着重要作用。
所以，研究元和时期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发展，既要注重元白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也要注重韩孟诗派的功利主义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结论。
（1）（18）罗宗强：《论唐贞元至元和年间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九辑。
（2）程千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见《程千帆诗论选集》。
（3）孟郊：《上包祭酒》，见《孟东野诗集》卷六。
（4）《孟东野诗集》卷六。
（5）《孟东野诗集》卷三。
（6）（7）（9）《孟东野诗集》卷七。
（8）《孟东野诗集》卷九《读张碧集》。
（10）《孟东野诗集》卷八。
（11）参阅华忱之：《孟郊年谱》，见《孟东野诗集》附录。
（12）班固：《汉书·艺文志》。
（13）（22）《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14）《全唐诗》卷三八三。
（15）《全唐诗》卷四六八。
（16）《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
（17）钟嵘：《诗品》。
（19）《昌黎先生集》卷一九，《送孟东野序》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
……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
（20）韩愈：《马厌谷》，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21）韩愈：《赠张徐州莫辞酒》，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23）《白居易集》卷三。
（24）（26）（28）韩愈：《秋怀诗十一首》，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
（25）（27）孟郊：《秋怀十五首》，见《孟东野诗集》卷四。
（29）李观：《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见《全唐文》卷五三四。
（30）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见《李文公集》卷八。
（31）李肇：《国史补》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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