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进一步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加丰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
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李大钊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四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
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
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
”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
他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系统地批驳了胡适的观点。
他首先公开表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他号召不仅要宣传主义，而且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行动。
他激烈抨击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
他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他强调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通过革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造。
“问题”与“主义”之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李大钊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如同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息，让思想冲破牢笼，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
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组织工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其中著名的像《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同志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影响.
在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经过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间,毛泽东等同志在湖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以及留学莫斯科和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留法学生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也于1921年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各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工人办事,办学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同一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刘少奇同志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同志等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铁路工人开展了许多工作.当时还出版了各种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工人参加罢工的有五六万人,而1921年则达到十三万多人.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工人阶级战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冲破各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教义”，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贯通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原理，即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是普遍适用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概括的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般规律，而每个民族与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千差万别、各有特色的。
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本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历史特点的理论和路线，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才能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并不直接提供解决各国革命或建设中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是一种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
其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
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中国共产党要想中国革命得到发展和取得成功，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制定适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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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加丰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
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李大钊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四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
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
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
”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
他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系统地批驳了胡适的观点。
他首先公开表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他号召不仅要宣传主义，而且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行动。
他激烈抨击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
他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他强调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通过革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造。
“问题”与“主义”之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李大钊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如同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息，让思想冲破牢笼，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
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组织工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其中著名的像《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同志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影响.
在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经过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间,毛泽东等同志在湖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以及留学莫斯科和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留法学生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也于1921年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各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工人办事,办学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同一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刘少奇同志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同志等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铁路工人开展了许多工作.当时还出版了各种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工人参加罢工的有五六万人,而1921年则达到十三万多人.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工人阶级战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冲破各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教义”，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贯通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原理，即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是普遍适用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概括的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般规律，而每个民族与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千差万别、各有特色的。
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本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民族历史特点的理论和路线，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才能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并不直接提供解决各国革命或建设中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是一种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
其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
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中国共产党要想中国革命得到发展和取得成功，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制定适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转载请注明出处诗词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势